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带来的3份围绕保险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建议，有哪些核心内容可供行业解锁 

投资时间网、标点财经研究员 李浥尘

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绿色发展的战略举措。近年来，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车企整合保险服务的趋势日益明显，依托车辆运行与驾驶行为核心数据优化风险定价模型，新能源车险市场格局正逐步重塑。

但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大和智能化水平的快速提升，车辆风险特征和保障需求发生着深刻变化。相较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汽车在风险结构、责任主体和保障边界等方面均呈现新的特点，给保险产品、模式创新和风险管理带来新的课题。其一是新能源车的风险特征与燃油车存在本质差异，传统保险承保和理赔模式难以有效适配；其二是智能驾驶技术的普及改变了事故责任逻辑，现行法律框架和保险产品供给存在制度缺口。

从保险行业发展的角度，如何推进新能源车险的高质量发展？

投资时间网、标点财经研究员了解到，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在今年的全国两会期间，专门带来了一份《关于促进我国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建议》。同时，围绕灵活就业人群的养老保障、长期护理保险等方向，她还带来另外两份建议——《关于大力发展二三支柱，完善灵活就业人群养老保障的建议》、《关于减免政策性费用，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社商合作机制的建议》。

这些围绕保险行业的建言献策，有哪些关键词可供行业发展解锁？

图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ESG办公室）主任周燕芳。

促进新能源汽车保险高质量发展

针对新能源汽车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与挑战，为更好服务产业转型升级，周燕芳建议从四个方面推进新能源车险的高质量发展：

一是构建国家级智驾数据共享标准及平台。智能驾驶技术的快速发展使车辆运行数据成为事故认定、风险定价和理赔处理的核心依据。为推动新能源车保险经营和服务能力不断提升，建议由金融监管部门牵头，联合产业各方，共同研制智能驾驶中国安全标准，并从源头构建国家级智驾与保险数据交互平台，通过打通汽车制造、保险、检测机构间的信息壁垒，形成覆盖车辆全生命周期的可信数据闭环。围绕数据采集、存储、调取、鉴定等环节，建立统一的数据接口标准和安全规范，明确数据权属、使用权限和隐私保护要求。

二是加快智能驾驶相关法律法规的修订完善。建议结合智能驾驶技术发展进程，适时启动《道路交通安全法》《保险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修订工作，重点明确L3级及以上智能驾驶模式下交通事故的责任主体认定规则，建立与“人机共驾”相适应的责任划分框架。在责任主体方面，应区分系统主导与驾驶员主导的不同情形，明确整车企业、软件供应商、运营平台等各方在算法缺陷、软件故障、网络攻击等场景下的责任边界。在责任对象方面，应研究将智能驾驶模式下因系统失误受损的驾驶员纳入保障范围，完善现行第三者责任险的适用规则。

三是制定关键技术与服务标准体系。新能源汽车的技术革新对售后服务和保险理赔提出了全新要求，建议协调行业力量，加快制定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等“三电”系统的维修技术规范、损伤鉴定标准与旧件环保回收指引。在维修技术方面，应针对电池、电机、电控的不同技术特点，明确维修工艺、设备配置和人员资质要求，确保维修质量和安全。在损伤鉴定方面，应建立统一的定损标准和核价依据，减少保险公司与维修企业在理赔环节的争议，提高理赔效率和透明度。在环保回收方面，应针对退役电池的检测、梯次利用和拆解处置，制定全流程的环保指引和安全规范。同时，推动建立与车辆智能化等级相匹配的安全评估框架，降低理赔纠纷，保障消费者权益与用车安全。

四是实施差异化产品创新及定价指引。新能源汽车市场结构复杂、风险特征多样，需要更加精细化的产品设计和定价机制。在产品创新方面，建议明确政策导向，尽快推进智能驾驶、换电技术、车电分离等新兴领域的保险产品开发，出台相应指导意见，为行业创新提供合规空间和制度预期。在定价机制方面，实施风险分类监管，引导行业对风险较低的家用车辆丰富增值服务供给，探索基于驾驶行为的动态定价模式。对风险较高的营运车辆，推动建立与行驶里程、使用强度、电池健康度等指标挂钩的风险定价模型，实现保障覆盖与风险水平的精准匹配。 

完善灵活就业人群养老保障

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数字经济发展，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已成为我国劳动者就业增收的重要渠道，人员规模不断扩大。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规模已超过2亿人，新就业形态人员超8400万人。在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这部分群体的养老保险“漏保”“断保”问题日益突出，既影响此群体养老风险应对和养老保险制度的长期稳健运行，更影响共同富裕目标实现。

针对政策层面传统养老保障制度设计难以适应新就业形态用工关系、企业层面在市场竞争压力下规避职工保险责任、个人层面因成本较高而不愿加入职工养老保险等难题，周燕芳代表建议在目前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框架下，结合二三支柱，探索发展更加灵活、便利的年金保障措施，加强对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养老保障，并在新就业形态分布广泛，补充养老保险发展成熟的超大型城市（如上海）率先试点。

具体而言，她建议一是探索建立新就业群体专项年金。专项年金具有确定缴费、无需统筹、便于携带的特点。采用DC（缴费确定型）模式，个人账户完全积累，缴费标准与待遇水平直接挂钩，透明可预期；无需统筹账户缴费，个人缴费、平台企业缴费和政府补贴直接进入个人账户；打破户籍和地域限制，账户随人走，无论跨平台流动还是跨地区转移，账户权益持续保留，解决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高频流动带来的权益累计中断难题。

专项年金前期可以平台就业人群为主，主要是网约车司机、快递员、外卖员等，后续向网络主播、网络作家、自媒体人员、自雇人员等其他人员拓展，逐步形成覆盖高、中、低不同收入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养老保障计划。

二是推行EET与TEE并行的个人养老金税优模式。当前我国个人养老金执行EET税优模式，即缴费环节税前扣除、投资环节免税、领取环节按3%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该模式对收入达到个税起征点的人群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对于广大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无个税可抵扣需求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而言，参与EET模式的个人养老金，会在领取环节额外承担3%的个税，形成逆向激励，抑制该群体的参与意愿。

周燕芳代表建议，在现有EET模式基础上，新增TEE税优模式。TEE模式即缴费环节使用税后收入缴费、投资环节免税、领取环节全额免税，进一步适配收入未达个税起征点、缴费能力较弱的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需求，避免领取环节的额外税负，降低制度参与门槛。同时，允许参保人根据自身收入水平、纳税情况自主选择税优模式，有利于实现个人养老金制度个税优惠对不同收入层级群体的全覆盖，全面提升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与意愿。

三是扩大商业养老金试点范围。商业养老金是兼具强养老保障与普惠金融属性的养老金融产品，具有灵活缴费、保值增值、灵活领取的核心优势。该优势高度契合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养老需求。支持灵活设置缴费金额、缴费频次，可适配其收入波动大、缴费能力不稳定的特点；通过专业机构长期稳健投资实现养老资金保值增值，兼顾资金安全性与长期收益性；可根据个人生命周期需求定制灵活的领取方案，同时支持应急支取，兼顾长期养老储备与短期资金使用需求。

周燕芳同时建议加快推动商业养老金业务试点扩容。从当前的四家机构，向更多具备资质的养老保险、养老金融资产管理以及人寿保险机构推广试点。扩大试点地区范围，从10个试点省市向全国更多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增长较快的地区推广。同时，充分发挥各类保险机构线下网点广、服务渠道多、基层触达能力强的优势，下沉服务重心，为更广大的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群体提供便捷可及、适配性强的养老保障服务。

推进建立长期护理保险社商合作机制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事关国家发展全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的重大战略部署。长期护理保险作为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破解失能人员长期照护难题、减轻家庭照护压力、完善养老保障体系的关键制度安排。

历经十年试点，截至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已覆盖全国80多个城市，覆盖近3亿人口，年度基金支出约百亿，有效缓解了失能家庭经济与照护双重压力，制度成效逐步显现。但长期护理保险在向全国推广的过程中，体制性和经营性问题相互交织。商业保险机构在经办过程中面临经营可持续性不足、保本微利原则落实不到位、体制机制不够完善等突出问题。此外，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长期护理保险业务也缺乏规范性、制度性指引。

周燕芳建议参照城乡居民大病保险成熟经验，完善运行机制、强化政策支持，推动商业保险公司高质量开展政策性长期护理保险业务。

一是减免政策性费用，切实落实保本微利原则。对承办长期护理保险的保险机构实施税收减免、行政事业性收费减免、保险保障基金减免等优惠政策，降低保险机构政策性业务运行成本。

二是参照大病保险实施专项管理，健全独立运行机制。借鉴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专项管理模式，对长期护理保险实行单独建账、单独核算、单独考核、单独监管，实现政策性业务与商业保险业务严格分离。

三是深化政社协同经办，弥补医保经办力量不足。持续完善政府监管、商业承办、社会参与的承办模式，充分发挥商业保险公司专业优势，承接更多经办管理服务事项，实现管办分离、高效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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